Big Band

经历

路易斯·丹尼尔·阿姆斯特朗（Louis Daniel Armstrong，1901年8月4日－1971年7月6日），绰号“萨奇莫”（Satchmo）、“萨奇”（Satch）和“波普斯” （Pops），是一位美国爵士乐和布鲁斯小号手兼歌手。作为爵士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五十年，横跨爵士乐历史上的多个时期。阿姆斯特朗荣获无数奖项，包括1965年凭借《你好，多莉！》（Hello, Dolly!）获得格莱美最佳男歌手奖，以及1972年追授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他的影响力跨越了多种音乐流派，并入选了《DownBeat》爵士名人堂、摇滚名人堂和国家节奏布鲁斯名人堂等。

阿姆斯特朗出生于新奥尔良，并在那里长大。20世纪20年代，他凭借极富创造力的喇叭和短号演奏技艺崭露头角，成为爵士乐的奠基人之一，将爵士乐的重心从集体即兴演奏转向独奏。大约在1922年，阿姆斯特朗追随他的导师乔·“金”·奥利弗前往芝加哥，加入奥利弗的克里奥尔爵士乐队。阿姆斯特朗在“切分比赛”中崭露头角，他的名声甚至传到了乐队指挥弗莱彻·亨德森的耳中。之后，阿姆斯特朗移居纽约市，成为乐队中一位杰出的独奏家和录音艺术家，在音乐上极具影响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朗已成为国际音乐偶像，经常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中。除了音乐之外，他也是一位深受喜爱的艺人，经常与观众开玩笑，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公众形象。

阿姆斯特朗最著名的歌曲包括《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玫瑰人生》（ La Vie en Rose）、《你好，多莉！》（Hello, Dolly!）、《阳光灿烂的街道》（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梦中情人》 （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当你微笑时》（When You’re Smiling）和《当圣徒行进时》（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他曾与艾拉·菲茨杰拉德合作，共同制作了三张唱片：《艾拉与路易斯》（Ella and Louis ， 1956）、《艾拉与路易斯再续前缘》 （Ella and Louis Again，1957）和《波吉与贝丝》（ Porgy and Bess，1959）。他还出演过《黑色与蓝色狂想曲》（A Rhapsody in Black and Blue ， 1932）、《天堂小屋》（Cabin in the Sky，1943）、 《上流社会》（ High Society，1956）、《巴黎蓝调》（Paris Blues，1961）、《一个名叫亚当的男人》 （A Man Called Adam ，1966）和《你好，多莉！》（Hello, Dolly!，1969）等电影。

阿姆斯特朗拥有辨识度极高的浑厚沙哑的嗓音，他不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歌手，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即兴演奏家。他还擅长拟声吟唱。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流行音乐领域。他是最早一批“跨界”并赢得白人和国际观众广泛喜爱的非裔美国艺人之一。阿姆斯特朗很少公开谈论种族问题，这有时令其他黑人感到失望，但他在小石城危机中公开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在那个黑人男性难以跻身美国上流社会的年代， he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忧郁蓝调》录音被收录在“旅行者金唱片”中，这张唱片记录了地球的景象和声音，并被送入太空。

早期生活
阿姆斯特朗据信于1901年8月4日出生于新奥尔良，但这一日期的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阿姆斯特朗本人经常声称自己出生于1900年7月4日。他的父母分别是玛丽·埃斯特尔·“玛雅”·阿尔伯特和威廉·阿姆斯特朗。玛丽·阿尔伯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布特，大约16岁时在家中生下了孩子。不到一年半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比阿特丽斯·“露西妈妈”·阿姆斯特朗（1903-1987），由阿尔伯特抚养长大。此后不久，威廉·阿姆斯特朗便抛弃了家庭。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五岁之前由祖母抚养，之后被送回母亲身边。阿姆斯特朗的童年生活贫困，住在被称为“战场”的治安混乱的街区，位于兰帕特街南段。六岁时，阿姆斯特朗开始就读菲斯克男子学校，这是一所接收黑人儿童的学校，当时新奥尔良的学校系统实行种族隔离。

在此期间，阿姆斯特朗与母亲和妹妹同住，并在立陶宛犹太人卡诺夫斯基家工作。阿姆斯特朗帮助他们的儿子莫里斯和亚历克斯收集“破烂和骨头”，并运送煤炭。1969年，阿姆斯特朗在纽约市贝斯以色列医院接受心脏和肾脏疾病治疗期间，撰写了回忆录《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与新奥尔良的犹太家庭，1907年》，描述了他为卡诺夫斯基家工作的那段时光。

阿姆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卡诺夫斯基一家一起唱《俄罗斯摇篮曲》，当时他们的小儿子大卫刚被哄睡。阿姆斯特朗认为，是卡诺夫斯基一家教会了他“用心歌唱”。有趣的是，阿姆斯特朗引用的歌词似乎与欧文·柏林于1927年注册版权的《俄罗斯摇篮曲》相同，而阿姆斯特朗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唱这首歌的时间大约是20年前。1969年，阿姆斯特朗在贝斯以色列医院的医生加里·祖克尔曾与他分享过柏林的这首歌词，阿姆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引用了这些歌词。这种不准确之处可能是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60多年后才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无论如何，卡诺夫斯基一家对阿姆斯特朗非常好。他们知道阿姆斯特朗没有父亲，便悉心照料他，抚养他长大。

在他的回忆录《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与新奥尔良的犹太家庭，1907年》中，他描述了自己发现这个家庭也遭受“其他白人”歧视的经历，这些白人自认为比犹太人优越：“我当时只有七岁，但我能清楚地看到白人是如何对待我工作的那个贫穷的犹太家庭的。” 阿姆斯特朗写道，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生活——真实的生活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第一次音乐表演可能是在卡诺夫斯基家的旧货车旁。阿姆斯特朗尝试吹奏锡号来吸引顾客，以此区别于其他小贩。莫里斯·卡诺夫斯基预付了阿姆斯特朗一笔钱，让他去当铺买一支短号。 后来，成年后的阿姆斯特朗一直佩戴着他的犹太经纪人乔·格拉泽送给他的大卫之星，直到去世，部分原因是为了纪念这个养育他的家庭。

阿姆斯特朗11岁时辍学。他的母亲带着阿姆斯特朗、露西以及她的同居伴侣汤姆·李搬进了佩尔迪多街的一间单间小屋，隔壁是她哥哥艾克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姆斯特朗加入了一个由四个男孩组成的四重奏乐队，在街头卖唱赚钱字段。短号手邦克·约翰逊说，他在达戈·托尼的酒吧里教会了这位11岁的男孩凭耳朵吹奏。晚年，阿姆斯特朗将自己对金·奥利弗的感激之情归功于他。阿姆斯特朗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时说：“每次我闭上眼睛吹奏我的小号——我仿佛就能看到古老的新奥尔良的中心……它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

摘自1913年1月2日新奥尔良《时代民主报》：“黑人”一词已过时，不再指代黑人。
1912年12月31日，阿姆斯特朗未经允许借用继父的枪，朝空中鸣放了一枪空包弹，随后被捕。他在新奥尔良少年法庭过夜，第二天被判处送往有色人种孤儿院（Colored Waif’s Home）拘留。孤儿院的生活极其简陋。没有床垫，饭菜通常只有面包和糖蜜。约瑟夫·琼斯上尉将孤儿院管理得像军营一样，并使用体罚。

阿姆斯特朗通过在乐队演奏磨练了他的短号技巧。彼得·戴维斯经常应琼斯船长的邀请到阿姆斯特朗家中，他成为了阿姆斯特朗的第一位老师，并挑选他担任乐队指挥。凭借这支乐队，13岁的阿姆斯特朗引起了基德·奥里的注意。

1914年6月14日，阿姆斯特朗被释放，交由他的父亲和继母格特鲁德抚养。阿姆斯特朗与两个继兄在这个家中生活了几个月。格特鲁德生下一个女儿后，阿姆斯特朗的父亲始终不欢迎他，于是阿姆斯特朗回到了母亲玛丽·阿尔伯特身边。阿姆斯特朗不得不与母亲和妹妹挤在她狭小的家中一张床上。他的母亲仍然住在“战场”附近，这让阿姆斯特朗很容易受到旧日诱惑的影响，但他努力寻找音乐方面的工作。

阿姆斯特朗在亨利·庞塞（Henry Ponce）的舞厅找到了一份工作，庞塞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联系。在那里，他遇到了身高六英尺的鼓手“黑本尼”（Black Benny），后者成为了阿姆斯特朗的向导和保镖。大约15岁时，他为一名名叫努特西（Nootsy）的妓女拉皮条。然而，这段关系最终破裂，努特西刺伤了阿姆斯特朗的肩膀，他的母亲几乎将她掐死。

阿姆斯特朗曾在当地社区学院短暂学习过航运管理，但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被迫退学。在斯托里维尔卖煤期间，他听到了痉挛乐队（一种用家用物品演奏音乐的乐队）。阿姆斯特朗还聆听了在妓院和舞厅（例如皮特·拉拉的舞厅，金·奥利弗曾在此演出）演奏的早期爵士乐。

河船教育
阿姆斯特朗（左起第四位）是费特·马布尔 (Fate Marable) 的新奥尔良乐队成员，照片摄于 1919 年，地点是 SS Sidney 号轮船。

阿姆斯特朗职业生涯早期，在1910年代末期，他曾在新奥尔良的铜管乐队和游船上演奏。他曾跟随费特·马布尔的乐队巡演，该乐队乘坐斯特雷克弗斯汽船公司的“西德尼”号汽船，沿着密西西比河往返演出。马布尔对阿姆斯特朗的音乐知识引以为豪，并坚持要求阿姆斯特朗和乐队的其他乐手学习视奏。阿姆斯特朗将与马布尔合作的时光比作“上大学”，因为这让他积累了更广泛的乐谱演奏经验。1918年，阿姆斯特朗的导师金·奥利弗决定北上，辞去了他在基德·奥里乐队的职位；阿姆斯特朗接替了他的位置。阿姆斯特朗还成为了塔克西多铜管乐队的第二小号手。

在乘船巡演的过程中，阿姆斯特朗的音乐才能开始日臻成熟和发展。20岁时，他已经能够识谱。阿姆斯特朗成为最早在爵士乐中担任长篇小号独奏的音乐家之一，并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融入其中。阿姆斯特朗也开始在演出中唱歌。

芝加哥时期录音
迪珀茅斯蓝调
时长：2分24秒
1923年，金·奥利弗的克里奥尔爵士乐队录制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奏短号的乐曲。

1922年，阿姆斯特朗应金·奥利弗的邀请搬到芝加哥，尽管此后他一生中仍会不时返回新奥尔良。在芝加哥南区仅限黑人入内的林肯花园，阿姆斯特朗在奥利弗的克里奥尔爵士乐队中担任第二短号手，收入足以让他辞去日常工作。尽管种族关系紧张，但芝加哥经济蓬勃发展。这座城市为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在工厂里赚取了丰厚的工资，也有一些人从事娱乐行业。

奥利弗的乐队是20世纪20年代初芝加哥最具影响力的爵士乐队之一。阿姆斯特朗住在豪华的公寓里，拥有他人生中第一个私人浴室。来到芝加哥后，阿姆斯特朗兴奋不已，并开始了他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爱好——给新奥尔良的朋友们写信。阿姆斯特朗能一口气吹出200个高音C。随着名声鹊起，其他音乐家开始向阿姆斯特朗发起挑战，进行吹奏比赛。

阿姆斯特朗的首批录音室录音是与奥利弗于1923年4月5日至6日为Gennett唱片公司录制的。他们忍受了数小时的火车旅程，才抵达偏远的印第安纳州里士满，而且乐队的报酬微薄。由于缺乏排练、录音设备简陋、音响效果差以及录音室空间狭小，录音质量受到了影响。这些早期录音是真正的原声录音，乐队直接对着一个与唱针相连的大漏斗演奏，唱针在母带上刻出沟槽。动态范围更广、效果显著的电声录音系统直到1926年才被发明出来。最初，由于阿姆斯特朗的演奏音量太大，当阿姆斯特朗与奥利弗并肩演奏时，奥利弗的声音在录音中几乎听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姆斯特朗不得不站在房间角落里，距离奥利弗15英尺远。

莉尔·哈丁（Lil Hardin）于1924年与阿姆斯特朗结婚。她敦促阿姆斯特朗争取更高的演出机会，并摆脱奥利弗的影响，发展自己的风格。在她的建议下，阿姆斯特朗开始在教堂音乐会上演奏古典音乐，以拓展自己的技能，并穿着更加时尚的服装来掩盖他略显臃肿的身材。哈丁的影响最终破坏了阿姆斯特朗与导师的关系，尤其是在薪酬方面，奥利弗扣留了阿姆斯特朗和其他乐队成员的额外收入。1923年夏天，阿姆斯特朗的母亲玛雅·阿尔伯特（Mayann Albert）得知阿姆斯特朗“失业、身无分文、饥寒交迫、病怏怏”后，前来芝加哥探望他。哈丁为她找到了一套公寓，并进行了装修，让她在阿姆斯特朗逗留期间居住。

弗莱彻·亨德森管弦乐团
1925 年的弗莱彻·亨德森管弦乐团。阿姆斯特朗是左边第三位。

1924年，阿姆斯特朗和奥利弗友好分手。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受邀前往纽约市，加入当时顶尖的非裔美国人乐队——弗莱彻·亨德森管弦乐队。为了更好地融入乐队其他乐手的演奏，他改吹小号。从乐队这一时期录制的唱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姆斯特朗对亨德森乐队次中音萨克斯独奏家科尔曼·霍金斯的影响。

阿姆斯特朗适应了亨德森严谨的演奏风格，他演奏小号，并尝试演奏长号。其他成员则深受阿姆斯特朗充满情感的表演风格的影响。他的表演包括唱歌和讲述新奥尔良人物的故事，尤其是传教士的故事。亨德森乐团在一些仅限白人观众的著名场所演出，包括罗瑟兰舞厅，并由唐·雷德曼编曲。艾灵顿公爵的乐团曾前往罗瑟兰舞厅观看阿姆斯特朗的演出。

在此期间，阿姆斯特朗与克拉伦斯·威廉姆斯（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朋友）、威廉姆斯蓝调五重奏、西德尼·贝切特以及蓝调歌手阿尔伯塔·亨特、玛·雷尼和贝西·史密斯一起录制唱片。

热门五人组
1925年，阿姆斯特朗因对纽约感到失望而返回芝加哥。莉尔为他安排了与Okeh唱片公司的录音，以及在梦幻咖啡馆的演出。令他十分恼火的是，莉尔在宣传中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号手”。一段时间里，他加入了莉尔·哈丁·阿姆斯特朗乐队，并为妻子工作。阿姆斯特朗组建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热五重奏乐队，并录制了热门歌曲《土豆头布鲁斯》（Potato Head Blues）和《麻瓜》（Muggles）。“麻瓜”（Muggles）是大麻的俚语，阿姆斯特朗生前经常吸食大麻。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热五重奏乐队的《Heebie Jeebies 》，1926年
“热五重奏”包括基德·奥里（长号）、约翰尼·多兹（单簧管）、约翰尼·圣西尔（班卓琴）、利尔·阿姆斯特朗（钢琴），通常没有鼓手。从1925年11月开始的12个月里，这支五重奏乐队录制了24张唱片。阿姆斯特朗的乐队领导风格轻松随意，正如圣西尔所说：“和他一起工作让人感觉非常放松，他非常开明……总是尽力让每个乐手都得到充分的展现。”

在“热五重奏”和“热七重奏”的唱片中，包括《Cornet Chop Suey》、《Struttin’ With Some Barbecue》、《Hotter Than That》和《Potato Head Blues》，这些唱片都收录了阿姆斯特朗极富创意的独奏。据托马斯·布拉泽斯（Thomas Brothers）所述，像《Struttin’ With Some Barbecue》这样的录音非常出色，“编排紧凑而多样，兼具布鲁斯韵味和炫技”，其编曲很可能曾在日落咖啡馆（Sunset Café）演出过。此后不久，他与钢琴家厄尔·“法瑟”·海因斯（Earl “Fatha” Hines）合作的录音，包括他们著名的1928年二重奏《Weather Bird 》以及阿姆斯特朗在《 West End Blues 》中的小号引子和独奏，至今仍是爵士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即兴演奏之一。全国各地的年轻小号手都购买了这些唱片，并背诵他的独奏。

阿姆斯特朗现在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风格，其中包括大量欢快的摇摆乐，例如《鞭打那东西，莉尔小姐》和《约翰尼·多兹先生，哦，吹奏那支单簧管吧，小子！》

阿姆斯特朗还曾与厄斯金·泰特的小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主要在旺多姆剧院。他们为无声电影和现场演出配乐，包括古典音乐的爵士乐版本，例如《蝴蝶夫人》。这让阿姆斯特朗积累了演奏较长乐曲的经验，也让他学会了在大批观众面前表演。他开始尝试拟声唱法（一种用无意义的词语即兴演唱的爵士乐），并于1926年与热五乐队合作录制了专辑《Heebie Jeebies》，成为最早录制这种唱法的音乐家之一。这张专辑非常受欢迎，使该乐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爵士乐队，尽管他们很少进行现场演出。全国各地的年轻音乐家，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被阿姆斯特朗这种新型爵士乐所吸引。

与莉尔分手后，阿姆斯特朗开始在日落咖啡馆为阿尔·卡彭的同伙乔·格拉泽的卡罗尔·迪克森乐团演奏，厄尔·海因斯担任钢琴手，乐团后来更名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跺脚者乐队。然而，海因斯是音乐总监，格拉泽负责管理乐团。海因斯和阿姆斯特朗很快成为好友和成功的合作伙伴。正是在日落咖啡馆，阿姆斯特朗为歌手阿德莱德·霍尔伴奏。在霍尔于该场所演出期间，她在阿姆斯特朗的指导和鼓励下，不断尝试、发展和拓展她的拟声唱法。

1927年上半年，阿姆斯特朗组建了他的“热七人组”（Hot Seven），加入了鼓手阿尔·“宝贝”·多兹（Al “Baby” Dodds）和低音号手皮特·布里格斯（Pete Briggs），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原“热五人组”（Hot Five）的成员。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取代基德·奥里（Kid Ory）担任长号手。同年晚些时候，阿姆斯特朗组织了一系列新的“热五人组”录音，最终录制了九张唱片。1928年下半年，他开始与一支新乐队合作录音：成员包括祖蒂·辛格尔顿（Zutty Singleton ，鼓手）、厄尔·海因斯（Earl Hines，钢琴手）、吉米·斯特朗（ Jimmy Strong ，单簧管演奏家）、弗雷德·罗宾逊（Fred Robinson，长号演奏家）和曼西·卡尔（Mancy Carr，班卓琴演奏家）。

哈莱姆文艺复兴
阿姆斯特朗在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音乐深深打动了著名作家兰斯顿·休斯。休斯非常欣赏阿姆斯特朗，并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休斯创作了许多赞美爵士乐的书籍，并将阿姆斯特朗视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非裔美国人文化重新燃起热爱的领军人物之一。爵士乐的声音，以及像阿姆斯特朗这样的音乐家，都对休斯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就像这些音乐家一样，休斯也用爵士乐的韵律来创作文字。

阿姆斯特朗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改变了爵士乐。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小号演奏家” ，阿姆斯特朗巩固了他的传奇地位，并继续专注于他的歌唱事业。他的受欢迎程度将许多黑人和白人听众聚集在一起。

阿姆斯特朗在1955年

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朗已成为广受爱戴的美国偶像和文化大使，拥有国际粉丝群。然而，他与战后涌现的年轻爵士音乐家，如查理·帕克、迈尔斯·戴维斯和桑尼·罗林斯之间，日益明显的代沟也随之显现。战后一代将他们的音乐视为抽象艺术，认为阿姆斯特朗那种半音乐家半舞台表演者的滑稽剧风格已经过时，带有“汤姆叔叔式”的意味。“……他似乎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黑脸滑稽剧的化身。” 阿姆斯特朗称比波普（Bebop）为“中国音乐”。1954年，他在澳大利亚巡演时，有人问他是否会演奏比波普。“比波普？”他沙哑地回答。“我只是演奏音乐。那些发明这种术语的人，腋下夹着乐器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阿姆斯特朗1957年访问巴西的记录

与迪卡唱片公司合约结束后，阿姆斯特朗成为自由音乐人，并为其他唱片公司录制唱片。他继续进行密集的国际巡演，但在1959年于意大利期间突发心脏病，不得不休息。

1964年，在两年多没有踏入录音棚之后，阿姆斯特朗录制了他最畅销的唱片——《你好，多莉！》（Hello, Dolly!），这首歌由杰瑞·赫尔曼作曲，原唱是卡罗尔·钱宁。阿姆斯特朗的版本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停留了22周，比当年任何其他唱片停留时间都长，并最终登顶榜首，使他以62岁零9个月零5天的年龄成为获得此成就的最年长歌手。阿姆斯特朗的这首热门歌曲将披头士乐队从他们凭借三首不同歌曲连续14周占据榜首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外部音频：路易斯·丹尼尔·阿姆斯特朗在 WFMT 电台与斯塔兹·特克尔对话；1962 年 6 月 24 日，33:43，斯塔兹·特克尔广播档案馆

阿姆斯特朗一直巡演到60多岁，甚至在1965年访问了部分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他还在美国国务院的赞助下，成功巡演了非洲、欧洲和亚洲，赢得了“萨奇大使”的绰号，并启发戴夫·布鲁贝克创作了爵士音乐剧《真正的使者》。他的巡演足迹遍布埃及、加纳和尼日利亚。

到1968年，阿姆斯特朗已接近70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心脏和肾脏疾病迫使他停止巡演，但他仍然继续录制唱片，其中包括《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这首歌曾连续一个月位居英国排行榜榜首。1969年，阿姆斯特朗没有公开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休养。与此同时，他的长期经纪人乔·格拉泽去世了。到了1970年夏天，医生宣布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状况足以恢复现场演出。阿姆斯特朗开始了另一次世界巡演，但一次心脏病发作迫使他暂停演出两个月。

阿姆斯特朗最后一次录制小号演奏是在他 1968 年的专辑《迪士尼歌曲萨奇莫之道》中。